第661章 阿谀谄媚之臣
谏官又称言官或垣官,职在讽议左右,以匡人君,监察方式主要是谏诤封驳,审核诏令章奏。
这一群体,在明朝可谓是达到了巅峰。
按照明制,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二百人左右,为历代之最!
明代的皇帝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。
如规谏皇帝、左右言路、弹劾百官、按察地方等,大凡从朝中到地方的各级衙门。
从皇帝到百官、从国家大事到民生,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。
所以,明代言官身份独特,职权特殊,对于朝野上下都能起到震慑作用。
只可惜,在明代中后期的时候,言官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改变。
各种言官冒死上谏,以挨廷杖为荣,被处死,还能流芳百世……
这不是畸形了吗?
庆忌不得不引以为戒。
毕竟言官的职权过于特殊,风闻奏事,捕风捉影,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报告到国君的跟前,岂不是让庆忌忙死?
难道,庆忌非要给自己找罪受吗?
他又不是受虐狂!
“善。”
庆忌坐于陛台之上,挥了挥手道:“设立敢谏之鼓、诽谤之木事宜,不必再议!”
“为人君者,当善于纳谏,从善如流。寡人朝中有如此之多的贤臣,稷下学宫亦有数千士子敢言直谏,寡人何愁言路被堵塞?”
闻言,群臣都不禁纷纷下跪,高呼道:“大王明鉴!大王万年!”
但是,治粟内史曾点,并不打算放过庆忌。
“大王,臣以为,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可以不设立。然,大王身边,朝中应该有诤臣,即谏言之官!”
曾点显然是有备而来,手持牙笏,朝着庆忌躬身作揖后,朗声道:“凡择诤臣,当以三事为先:其一不爱富贵,次则重惜名节,次则晓知治体!”
“为诤臣者,必国而忘家,忠而忘身之士!”
“臣附议!”
“臣等附议!”
诸如孔丘、冉耕、子路等儒家学派出身的大臣,都纷纷下跪,请求庆忌设立“诤臣”。
所谓的诤臣,其实跟言官是一模一样。
在晏婴给庆忌所上的奏疏中,也提出来,要设立“诤臣”,以在国君身边进谏言,以使国君明辨是非、曲直、得失,然后改正……
出发点是好的,只是庆忌如何能答应?
按照曾点的说法,这诤臣的挑选标准,可谓是十分苛刻的。
诤臣必须正派刚直,介直敢言,而不患得患失,爱身固禄。
再次,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,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,洞悉利弊动态,又能博涉古今,引鉴前史。
除此之外,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,历练稳重。
对于年龄、出身以及文章、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……
总而言之,品行、才识不可缺失。
能当上诤臣(言官)的,都是一群要名不要命的狠角色,譬如魏征、海瑞这些千古名臣。
庆忌能设立“诤臣”,来纠正自己或者是后世君王的得失吗?
未尝不可。
只是,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庆忌,略有不满。
比起这一诤臣言官制度,庆忌宁愿设立敢谏之鼓,以及诽谤之木。
为何?
“敢谏之鼓”与“诽谤之木”,形式不同,功能则一。
“谏鼓”、“谤木”均是尧舜建立的与民众沟通的渠道。
用现代的话讲,就是广开言路,倾听民意,鼓励民众积极进言、谏言,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。
所谓敢谏之鼓,意指尧帝在朝上专门设置了一面鼓,若有人击鼓进谏,他便会出来接待纳谏。
但其中的“敢”字却也道出了其中的深意:
一是进谏之士需有敢当面直言的勇气。
二是纳谏之人需有纳谏的仁德与胸怀。
若二者缺一,“谏鼓”就将沦为虚有其表的摆设……
尧帝之后,舜帝继位,他令人在朝廷前设立“诽谤之木”。
这里所谓的“诽谤”,并非造谣污蔑、恶意中伤之意。
放言曰谤,微言曰诽。
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,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。
因而“诽谤”一词,仍有进谏之意。
舜设立“谤木”,即是为让天下黎庶在其上发表对他的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。
与“谏鼓”相比,“谤木”的兴起,说明黎庶敢击鼓当面直言的勇气已经消退,变得只敢在“谤木”上间接发表谏言。
甚至是只敢以匿名的形式隐晦进谏……
“不妥!”
这一次站出来反驳的,不是邓析,而是御史中丞伯噽。
在见到庆忌迟迟没有表态之后,伯噽就知道自己的国君,此时需要一个人站出来“拱火”,故而毫不迟疑的挺身而出。
只见伯噽义正言辞的喝道:“国君身系一国之兴亡荣辱,王即国家也,身份何其之尊贵!”
“怎能让人非议?”
“若利弊得失也,自有公论,我王自有决断,何须他人指正?”
一听这话,曾点不禁哼了一声,不屑的说道:“御史中丞此言差矣!”
“人谁无过,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!”
“大王虽为国君,却也是凡人,何不能有敢言直谏之诤臣,从旁进言,以匡正过失?”
“呵呵!”
伯噽冷笑道:“治粟内史,你若非要让大王设立‘诤臣’,我伯噽毫无异议。”
“只是这诤臣,请让伯噽出任!”
“……”
好一个狗腿子!
朝堂之上的一众公卿大夫,脸上的表情都可谓是十分的精彩。
伯噽是何许人也?
一个阿谀谄媚之臣,让他出任诤臣言官,等于这一职位形同虚设……
“敢谏之鼓、诽谤之木也好,或是这诤臣,暂时不设也罢!”
庆忌大手一挥道:“寡人若有过失,朝臣官吏,自当有敢言直谏之责!”
“诺!”
见到庆忌主意已定,群臣都不便于再次进谏言。
庆忌这样,是在刚愎自用吗?
是,也不是。
言官制度,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,纠正国君的过失,让国君明辨是非,加以改正。
但是,倘若言官制度发展到如明朝一般“畸形”,日后的吴王何以自处?
再者说,庆忌现在日理万机,作为一个大国的君主,有着一定的自律能力,实在没有必要,增设这样的言官群体,让自己心烦意乱,找不自在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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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群体,在明朝可谓是达到了巅峰。
按照明制,这个群体总人数一般保持在二百人左右,为历代之最!
明代的皇帝从制度上赋予了言官广泛而重大的职权。
如规谏皇帝、左右言路、弹劾百官、按察地方等,大凡从朝中到地方的各级衙门。
从皇帝到百官、从国家大事到民生,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。
所以,明代言官身份独特,职权特殊,对于朝野上下都能起到震慑作用。
只可惜,在明代中后期的时候,言官的性质发生了极大的改变。
各种言官冒死上谏,以挨廷杖为荣,被处死,还能流芳百世……
这不是畸形了吗?
庆忌不得不引以为戒。
毕竟言官的职权过于特殊,风闻奏事,捕风捉影,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报告到国君的跟前,岂不是让庆忌忙死?
难道,庆忌非要给自己找罪受吗?
他又不是受虐狂!
“善。”
庆忌坐于陛台之上,挥了挥手道:“设立敢谏之鼓、诽谤之木事宜,不必再议!”
“为人君者,当善于纳谏,从善如流。寡人朝中有如此之多的贤臣,稷下学宫亦有数千士子敢言直谏,寡人何愁言路被堵塞?”
闻言,群臣都不禁纷纷下跪,高呼道:“大王明鉴!大王万年!”
但是,治粟内史曾点,并不打算放过庆忌。
“大王,臣以为,敢谏之鼓与诽谤之木可以不设立。然,大王身边,朝中应该有诤臣,即谏言之官!”
曾点显然是有备而来,手持牙笏,朝着庆忌躬身作揖后,朗声道:“凡择诤臣,当以三事为先:其一不爱富贵,次则重惜名节,次则晓知治体!”
“为诤臣者,必国而忘家,忠而忘身之士!”
“臣附议!”
“臣等附议!”
诸如孔丘、冉耕、子路等儒家学派出身的大臣,都纷纷下跪,请求庆忌设立“诤臣”。
所谓的诤臣,其实跟言官是一模一样。
在晏婴给庆忌所上的奏疏中,也提出来,要设立“诤臣”,以在国君身边进谏言,以使国君明辨是非、曲直、得失,然后改正……
出发点是好的,只是庆忌如何能答应?
按照曾点的说法,这诤臣的挑选标准,可谓是十分苛刻的。
诤臣必须正派刚直,介直敢言,而不患得患失,爱身固禄。
再次,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,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,洞悉利弊动态,又能博涉古今,引鉴前史。
除此之外,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,历练稳重。
对于年龄、出身以及文章、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……
总而言之,品行、才识不可缺失。
能当上诤臣(言官)的,都是一群要名不要命的狠角色,譬如魏征、海瑞这些千古名臣。
庆忌能设立“诤臣”,来纠正自己或者是后世君王的得失吗?
未尝不可。
只是,这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庆忌,略有不满。
比起这一诤臣言官制度,庆忌宁愿设立敢谏之鼓,以及诽谤之木。
为何?
“敢谏之鼓”与“诽谤之木”,形式不同,功能则一。
“谏鼓”、“谤木”均是尧舜建立的与民众沟通的渠道。
用现代的话讲,就是广开言路,倾听民意,鼓励民众积极进言、谏言,自觉接受民众的监督。
所谓敢谏之鼓,意指尧帝在朝上专门设置了一面鼓,若有人击鼓进谏,他便会出来接待纳谏。
但其中的“敢”字却也道出了其中的深意:
一是进谏之士需有敢当面直言的勇气。
二是纳谏之人需有纳谏的仁德与胸怀。
若二者缺一,“谏鼓”就将沦为虚有其表的摆设……
尧帝之后,舜帝继位,他令人在朝廷前设立“诽谤之木”。
这里所谓的“诽谤”,并非造谣污蔑、恶意中伤之意。
放言曰谤,微言曰诽。
公开表达不满叫做谤,私下表达不满叫做诽。
因而“诽谤”一词,仍有进谏之意。
舜设立“谤木”,即是为让天下黎庶在其上发表对他的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。
与“谏鼓”相比,“谤木”的兴起,说明黎庶敢击鼓当面直言的勇气已经消退,变得只敢在“谤木”上间接发表谏言。
甚至是只敢以匿名的形式隐晦进谏……
“不妥!”
这一次站出来反驳的,不是邓析,而是御史中丞伯噽。
在见到庆忌迟迟没有表态之后,伯噽就知道自己的国君,此时需要一个人站出来“拱火”,故而毫不迟疑的挺身而出。
只见伯噽义正言辞的喝道:“国君身系一国之兴亡荣辱,王即国家也,身份何其之尊贵!”
“怎能让人非议?”
“若利弊得失也,自有公论,我王自有决断,何须他人指正?”
一听这话,曾点不禁哼了一声,不屑的说道:“御史中丞此言差矣!”
“人谁无过,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!”
“大王虽为国君,却也是凡人,何不能有敢言直谏之诤臣,从旁进言,以匡正过失?”
“呵呵!”
伯噽冷笑道:“治粟内史,你若非要让大王设立‘诤臣’,我伯噽毫无异议。”
“只是这诤臣,请让伯噽出任!”
“……”
好一个狗腿子!
朝堂之上的一众公卿大夫,脸上的表情都可谓是十分的精彩。
伯噽是何许人也?
一个阿谀谄媚之臣,让他出任诤臣言官,等于这一职位形同虚设……
“敢谏之鼓、诽谤之木也好,或是这诤臣,暂时不设也罢!”
庆忌大手一挥道:“寡人若有过失,朝臣官吏,自当有敢言直谏之责!”
“诺!”
见到庆忌主意已定,群臣都不便于再次进谏言。
庆忌这样,是在刚愎自用吗?
是,也不是。
言官制度,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,纠正国君的过失,让国君明辨是非,加以改正。
但是,倘若言官制度发展到如明朝一般“畸形”,日后的吴王何以自处?
再者说,庆忌现在日理万机,作为一个大国的君主,有着一定的自律能力,实在没有必要,增设这样的言官群体,让自己心烦意乱,找不自在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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