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1章 民无信不立
“吴王,正名也,是为恢复周礼之制,以求天下大同。正人亦为重中之重!”
孔丘正色道:“人何以正?丘以为,当为政以德。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!”
“夫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
“今天下治国之政,是恃强力或凭德教?众说纷纭矣。”
“刑者以强力,惩罚罪徒,使人莫敢犯法,却不可令人为善。德为礼教,依仗自觉善诱,使人知耻,羞于犯法,免刑事于无形中。”
“二者孰优孰劣,吴王一目了然。”
闻言,庆忌暗自思衬了一下,心中不以为然!
原本只是想敷衍一下孔丘,让后者留在吴国效力的。
没成想,孔丘居然居然搬出了是非善恶的这一套理论!
庆忌若不跟孔丘掰扯掰扯,如何征服得了心高气傲的孔夫子?
“如此说来,孔子倡德教,而不行法治?”
“然。法治伤人,不能予人向善,势必惯犯!德教则可循循善诱,引人深省!是故,德教治国当优于刑法治国。”
听到这话,庆忌只是不置可否的笑了笑,示意孔丘说下去。
孔丘旋即缓声道:“吴王,正人者,正人先正己。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!”
“苟正其身矣,于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,如正人何?”
“善。”
对于孔丘的这一“正人先正己”的说法,庆忌无疑是深表赞同的。
倘若上位者都不能以身作则,如何能要求底下的人遵纪守法?
简而言之,就是身教重于言教!
庆忌基本上能理解孔子的一些治国理念,不外乎民风之正,在于君子之风。
君子之风正,则民风正;君子之风不正,则民风衰。
上梁不正下梁歪,在位者自身不正,下面的风气自然就歪!
如此可见,孔子有救世之志,而他救世的理念,由正名开始。
为政之本在正名,正名之本在正人,正人之本在正己,最后落到人的“正”。
庆忌想试探一下孔丘的才识,便又问道:“孔子,寡人欲国富民强,子何以教寡人?”
“甚矣!”
孔丘正色道:“夫大国也,不外乎庶、富、教。既庶矣,又何加焉?既富矣,又何加焉?教之。”
“天下贫,则从事乎富之;人min寡,则从事乎众之;众而乱,则从事乎教之!”
孔丘的这一番话,可谓是文绉绉的。
若是一个习惯于日常白话文的人与之交流,即便是知识分子,怕是都倍感打脑壳,遭不住!
幸而庆忌属于魂穿,王族出身,知书达理,故而能知道孔丘究竟在表达的什么。
庶,即庶人、人口之意,富教不必赘言!
这是孔子的政zhi纲领,第一要使人口增长,第二使人们富裕,第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。
在这个时代,地广人稀,生产力低下,物产匮乏的情况下,要富国强兵,抵御外来的侵犯,首先要增长人口,有足够的数量。
所以孔丘的这一主张没毛病!
“若民生者何?”
庆忌继续问道。
“丘闻之,有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”
“大富则骄,大贫则忧;忧则为盗,骄则为暴,此众人之情也。”
“圣者则于众人之情,见乱之所生,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,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,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。”
“以此为度而调均之,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,故易治也!”
庆忌又问道:“国何以恒强?”
“足食,足兵,民信之矣。”
“若迫不得已,三者去其一,去何?”
孔丘回答道:“去兵。”
若唯足食、民信者去其一,去何?”
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,民无信不立!君子信而后劳其民,未信,则以为厉己也。”
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
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,但是一定要保持民信;若是百姓对国家没有信任,国家是不能立足的。
对于孔丘的这一观点,庆忌亦是赞同。
孔丘的治国理念,咋一看是十分合理的!
除却政者正也、为政以德这两个主张外,庶、富、教是说为政的次序。
庶为第一要务;富与教之间,先富后教!
民富,百姓无后顾之忧,才乐于接受教化;所以为政必先富后教。
庶之,富之,教之乃为政次第三步骤。
去食、去兵,民无信不立,则是讲的国家稳定的基础、根本何在?
民信重于足食、足兵。
民信为本;足食、足兵为末。
前者所说是先后,后者所说在本末。
而庶、富、教说的是正常情况下的安排,去兵、去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处理。
正常情况下,应以先后次序,按庶、富、教的次第施政;特殊情况下,则应以维护根本为要,宁可去兵、去食,不可失信!
对此,庆忌认同孔丘四项主张中的礼义教化,但也知道如此施政纲领,并不适用于吴国。
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!”
庆忌缓缓的站起身,朝着孔丘宛如弟子一般作揖道:“孔子,寡人欲拜子为客卿,地位俸禄等同九卿,愿常闻子授业解惑也!”
在吴国,客卿的地位极高,跟卫尉、治粟内史等等九卿一样,但只是虚衔,并无实权。
孔丘也知道自己在吴国寸功未立,庆忌也没有采纳自己的治国主张,心中落寞之余,并未放弃,所以跟着起身,朝着庆忌回礼道:“谢大王!”
不多时,孔丘告辞离去。
庆忌则是为了妥善安置孔丘,特别吩咐左右赏赐孔丘一百金,仆役十名,在吴都城置一座大宅,供给孔丘及其一众弟子暂时落脚。
对于孔丘的关照,庆忌可谓是无微不至的。
若是这样,孔丘都要悻悻而去,可怨不得庆忌招待不周!
儒家的治国之法,显然并不适用于这个大争之世!
大争之世,强则强,弱则亡!
若跟孔丘的治国之法一般,恢复周礼,实行所谓的仁政,怕是吴国富足起来,结果不修武备,让庆忌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!
周礼的那一套,早已经过时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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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丘正色道:“人何以正?丘以为,当为政以德。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!”
“夫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
“今天下治国之政,是恃强力或凭德教?众说纷纭矣。”
“刑者以强力,惩罚罪徒,使人莫敢犯法,却不可令人为善。德为礼教,依仗自觉善诱,使人知耻,羞于犯法,免刑事于无形中。”
“二者孰优孰劣,吴王一目了然。”
闻言,庆忌暗自思衬了一下,心中不以为然!
原本只是想敷衍一下孔丘,让后者留在吴国效力的。
没成想,孔丘居然居然搬出了是非善恶的这一套理论!
庆忌若不跟孔丘掰扯掰扯,如何征服得了心高气傲的孔夫子?
“如此说来,孔子倡德教,而不行法治?”
“然。法治伤人,不能予人向善,势必惯犯!德教则可循循善诱,引人深省!是故,德教治国当优于刑法治国。”
听到这话,庆忌只是不置可否的笑了笑,示意孔丘说下去。
孔丘旋即缓声道:“吴王,正人者,正人先正己。其身正,不令而行;其身不正,虽令不从!”
“苟正其身矣,于从政乎何有?不能正其身,如正人何?”
“善。”
对于孔丘的这一“正人先正己”的说法,庆忌无疑是深表赞同的。
倘若上位者都不能以身作则,如何能要求底下的人遵纪守法?
简而言之,就是身教重于言教!
庆忌基本上能理解孔子的一些治国理念,不外乎民风之正,在于君子之风。
君子之风正,则民风正;君子之风不正,则民风衰。
上梁不正下梁歪,在位者自身不正,下面的风气自然就歪!
如此可见,孔子有救世之志,而他救世的理念,由正名开始。
为政之本在正名,正名之本在正人,正人之本在正己,最后落到人的“正”。
庆忌想试探一下孔丘的才识,便又问道:“孔子,寡人欲国富民强,子何以教寡人?”
“甚矣!”
孔丘正色道:“夫大国也,不外乎庶、富、教。既庶矣,又何加焉?既富矣,又何加焉?教之。”
“天下贫,则从事乎富之;人min寡,则从事乎众之;众而乱,则从事乎教之!”
孔丘的这一番话,可谓是文绉绉的。
若是一个习惯于日常白话文的人与之交流,即便是知识分子,怕是都倍感打脑壳,遭不住!
幸而庆忌属于魂穿,王族出身,知书达理,故而能知道孔丘究竟在表达的什么。
庶,即庶人、人口之意,富教不必赘言!
这是孔子的政zhi纲领,第一要使人口增长,第二使人们富裕,第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。
在这个时代,地广人稀,生产力低下,物产匮乏的情况下,要富国强兵,抵御外来的侵犯,首先要增长人口,有足够的数量。
所以孔丘的这一主张没毛病!
“若民生者何?”
庆忌继续问道。
“丘闻之,有国有家者,不患寡而患不均,不患贫而患不安。”
“大富则骄,大贫则忧;忧则为盗,骄则为暴,此众人之情也。”
“圣者则于众人之情,见乱之所生,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,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,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。”
“以此为度而调均之,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,故易治也!”
庆忌又问道:“国何以恒强?”
“足食,足兵,民信之矣。”
“若迫不得已,三者去其一,去何?”
孔丘回答道:“去兵。”
若唯足食、民信者去其一,去何?”
“去食。自古皆有死,民无信不立!君子信而后劳其民,未信,则以为厉己也。”
“自天子以至于庶人,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”
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,但是一定要保持民信;若是百姓对国家没有信任,国家是不能立足的。
对于孔丘的这一观点,庆忌亦是赞同。
孔丘的治国理念,咋一看是十分合理的!
除却政者正也、为政以德这两个主张外,庶、富、教是说为政的次序。
庶为第一要务;富与教之间,先富后教!
民富,百姓无后顾之忧,才乐于接受教化;所以为政必先富后教。
庶之,富之,教之乃为政次第三步骤。
去食、去兵,民无信不立,则是讲的国家稳定的基础、根本何在?
民信重于足食、足兵。
民信为本;足食、足兵为末。
前者所说是先后,后者所说在本末。
而庶、富、教说的是正常情况下的安排,去兵、去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处理。
正常情况下,应以先后次序,按庶、富、教的次第施政;特殊情况下,则应以维护根本为要,宁可去兵、去食,不可失信!
对此,庆忌认同孔丘四项主张中的礼义教化,但也知道如此施政纲领,并不适用于吴国。
“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!”
庆忌缓缓的站起身,朝着孔丘宛如弟子一般作揖道:“孔子,寡人欲拜子为客卿,地位俸禄等同九卿,愿常闻子授业解惑也!”
在吴国,客卿的地位极高,跟卫尉、治粟内史等等九卿一样,但只是虚衔,并无实权。
孔丘也知道自己在吴国寸功未立,庆忌也没有采纳自己的治国主张,心中落寞之余,并未放弃,所以跟着起身,朝着庆忌回礼道:“谢大王!”
不多时,孔丘告辞离去。
庆忌则是为了妥善安置孔丘,特别吩咐左右赏赐孔丘一百金,仆役十名,在吴都城置一座大宅,供给孔丘及其一众弟子暂时落脚。
对于孔丘的关照,庆忌可谓是无微不至的。
若是这样,孔丘都要悻悻而去,可怨不得庆忌招待不周!
儒家的治国之法,显然并不适用于这个大争之世!
大争之世,强则强,弱则亡!
若跟孔丘的治国之法一般,恢复周礼,实行所谓的仁政,怕是吴国富足起来,结果不修武备,让庆忌落得身死国灭的下场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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